房子越盖越高环境越来越差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的

　　房子越盖越高环境越来越差如何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悖论”？-王亚华面对城镇化的大趋势，中国农村的发展之路何在？村超做对了什么，在边远的西南走出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浙江“千万工程”长达20年的探索，又提供了哪些成功经验？

　　2023年12月25日晚7点，人文清华讲坛，公共治理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亚华教授发表演讲《一个村超与千万村镇》，带领大家从公共治理角度认识中国农村问题，指出有效的公共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每年到了年终，大家都会忙着做一年总结，各行各业会做一年盘点，国家有关部门也发布了过去这一年的十大新词。当然有些词我是比较熟悉的，特别是其中的“村超”。因为今年村超是媒体重点关注的事件，我作为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认为村超的火爆有一些经验值得总结。所以我想，能否把村超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做一下剖析，同时也对比多年来我国各地乡村振兴的案例，探究有无共同的规律。

　　过去半年，村超的举办地贵州榕江已经接待了520万旅游人次，获得旅游综合收入近60亿元，全网线家媒体报道。在过去半年里由于村超的火爆，有150多家企业入驻，20多个项目落地。

　　村超的举办地榕江地处我国大西南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非常偏远。榕江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像很多贵州的其它地区一样，天无三分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它的经济发展也比较滞后，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7%，人均收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产业结构比较低下，基本上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农业占GDP比重高达26%，相当于我国35年前的整体水平。县域人口大量流失，常住人口大大低于户籍人口，是一个典型的人口流出县。榕江是我国最后一批脱贫县，2020年11月才脱贫。作为这样一个县，出现了村超这样出圈火爆的热点事件，不免让人有点吃惊。

　　榕江作为我国众多乡村中的一员，实际上也非常有代表性，它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乡村发展的大背景。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加快，过去几十年间，我国村庄不断萎缩。1995年以来，行政村和自然村都消失了将近40%，平均每一天有27个行政村消失，138个自然村消失。为什么这么多村庄消失呢？一方面是由于迅速的城镇化过程，很多村庄并入了城市成为社区；另一方面是城镇化进程导致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中国农村人口在1950年大约为5亿人左右，其后不断增长，到1995年达到一个最高峰，将近8.6亿人，之后又不断下降。去年常驻农村人口只有不到5亿人，也就是说，在过去27年间，平均每一年农村流失的人口有1300多万，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村庄萎缩问题。

　　当然，这种变迁趋势是任何一个现代化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中国在过去70多年间，农业GDP占总经济比例不断降低，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不断下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也不断减少。农业占GDP比重从1952年超50%到现在只有7%；农业劳动力占比从建国初期的80%以上到现在大概是24%；农村人口占比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将近90%到现在大概为35%。

　　虽然这三个比例的结构变动很快，但与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距离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完成还有很大差距。比如，我国目前农业劳动力占比，相当于日本60年前、美国100年前、英国150年前的水平。这是因为，新中国刚成立时，产业结构过于低下，绝大部分人口在农村，绝大部分劳动力聚集在农业，所以需要通过很长的时间来追赶发达国家和实现现代化转型。

　　通常发达国家农业占GDP比重为1%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在2%左右，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以下。可以预见，我国还需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完成这三个转型。由此也可以预言，中国农村的人口会进一步流失，总量会越来越少。据预测，到2035年中国农村人口大概会下降到3.5亿，到2050年会进一步下降到2.5亿左右。所以未来中国农村人口继续流出是大趋势。

　　如果这样的趋势不加遏制的话，乡村将更大规模衰败、凋敝甚至衰亡，所以这就是我们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基本困境——包括人、地、钱全面流失，这种流失的规模非常巨大。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平均每年流失一千多万，导致农村严重的空心化问题。中国农村的三留守问题，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主要是由于人口流失造成的。

　　土地长期取之于农用之于城，我们的城市和工业从农村大量征地，但是收益却很少回到农村。同时，由于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村有大量宅基地闲置。根据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和房子高达133亿平方米、6000-7000万套住宅。同时，农村的资金长期流向城市支持工业，使农村长期面临资金空心化的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惠农支农的信贷支持，但“三农”信贷在信贷总额中的比例仍然不断下降。面对这样一个大趋势我们必须做点什么，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为了能够避免乡村的全面衰败。

　　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符合全世界规律的转型因素，我国的“三农”问题还有自身的国情原因。我国的人均资源禀赋较低，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到10亩地。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表明，我国一共2.3亿个农户，平均每个农户种的地只有7.8亩，耕种大于10亩地的农户只有2000万户，所以小农户为主体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且在未来几十年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从全世界来看，“小农户为主体”的基本国情如果要实现现代化比较困难。放眼世界，大致有三种农业发展模式：

　　第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它是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新大陆国家。这些国家人少地多，平均每个农户经营的规模巨大，所以农民种地比较容易变得富裕；

　　第二种模式叫“莱茵”模式，欧洲国家人均占有土地没有新大陆国家那么多，农户经营的是中等农场规模。欧洲国家农产品价格较高，农业合作组织发达，政府也给予很多支持，所以农民的日子也比较好过；

　　第三种就是东亚模式，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和很多东南亚国家。人多地少，土地细碎，导致这些国家农民种地很难挣到钱，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我国经过十年的土地流转，现在平均每个农户种的地多了一点，大概也就10亩地，相当于0.7公顷，仅相当于欧洲平均水平的1/25，相当于美国农户平均经营规模的1/240，当然这只是平均数。

　　我曾在2015年访问过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布省北部的一个农场，很吃惊地发现确实是很少的人种很多的地。三口之家，一对夫妇带了一个孩子种了5万亩地。我问他们，这么多地种得过来吗？他们说种不过来，农忙的时候还要再请几个帮工。但是就算请几个帮工也不会超过10个人。5万亩地相当于我国一个中等乡镇的土地规模。这个加拿大家庭居住的地方占地十几亩，全是各种大型农房，里面放着各类现代化农业机械。从犁地、播种到运输、收割，一应俱全。他们家院子里面有很多大粮仓，里面满满装着收割好的燕麦。所以发达国家的农民非常富裕，这和资源禀赋密不可分。

　　而我国人均资源禀赋太少，虽然精耕细作但农业劳动生产率非常低。据测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比世界平均水平略高一点，与发达国家特别是农业强国相比有巨大差距。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目前大约只是美国的1/17，也就是说，17位中国农民辛苦一年的劳作相当于1个美国农民一年的价值。

　　这张图上显示了11个农业强国。哪些国家可以归入农业强国，目前在学界有争议，这是其中的一种划分。这11个农业强国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些发达国家，全世界如果按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作为标准，发达国家大概有40多个，而这40多个中顶多有10几个是农业强国。所以是发达国家不一定是农业强国，但农业强国一定是发达国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因为农业强了，国家肯定就强了。

　　当然，农业强国之间也是有差异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以色列，以色列在沙漠种粮食、蔬菜、瓜果，其农业劳动生产率甚至高于第二、第三产业，是我国的25倍。这些国家里面比较低的是日本，日本是我国的4.4倍。日本农业也属于东亚模式，由于人口绝大部分到了城市，种地的人只有200万，平均每一家种大概10公顷的地，虽然它的资源禀赋没有欧洲好，但是科技能力比较强，所以也跻身农业强国。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导致中国农村困境的根源，也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源。目前来看，虽然国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过去十几年农民的增收速度甚至还快于城市，但是现在城乡收入仍有2.45倍的差距。农村和城市之间的鸿沟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主要原因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偏低，一方面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也低于我国第二、第三产业。

　　同时，在农民总收入构成中可以看到，农民目前最重要的收入来源是打工收入，我们称之为工资性收入，大概占42%。第二位才是农业经营收入，大概占35%。如果一个农户种粮食，他一年赚的钱相当于一个农民工在外打工一个月的收入，所以种地不挣钱，这就是农民只要有能力都会出去打工的原因。这也决定了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都是兼业农民，主要从事其他工作，捎带着种种地，这是小农户国情导致的现象。

　　除了资源禀赋的原因，我国的农民收入低、劳动生产率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科技不发达。目前，我国农业科技的贡献率只有62.4%，与发达国家平均8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相当差距。农业最基础的资源投入是耕地和水资源，我国耕地稀缺，水资源也稀缺，所以我们要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还要大力建设节约节水型社会，以水安全保障粮食安全。

　　在有限的基础资源条件下，农业发展主要靠科技，一是农业机械设备的投入，二是种业提供支撑，而这两个方面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的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只有73%，与发达国家90%以上的水平相比有相当的距离。同时我国种业整体也还处在生物育种阶段，而发达国家已经普遍进入到智能育种阶段。我国掌握自主育种技术的公司非常少，所以要实施种业振兴计划来填补这个短板。

　　为了弥补机械化方面的不足，我国还必须大力研发先进的农业机械。面向数字时代，未来农业的前进方向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目前，我国智慧农业的关键核心技术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我国的农业物联网技术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较大。所以未来如何抓住数字时代的机遇，加快智慧农业的发展是个大命题。

　　我说了这么多是想展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时代背景，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乡村振兴的意义。有些人会问，既然乡村发展困难，社会的大趋势是城镇化，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重视农村呢？最重要原因在于，农村拥有的核心功能是不能缺少的。比如，农村所具备的经济功能，它提供粮食和农作物，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农村提供生态功能，绿水青山是生态屏障；同时农村也提供文化功能，它是文化传承的载体。

　　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农耕文明，农村是中国人的根，中国人都有寻根的文化。什么是寻根的文化？就是我们念念不忘的故园，希望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中国人的诗意生活。而这实际上就源于农耕，所以乡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无论现代化怎么发展、工业化怎么发达，农村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农村的核心功能是现代化的刚需。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弃农村，到了一定阶段，都要提出类似乡村复兴、乡村振兴或者新农村等行动纲领。

　　我国2017年以来，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健全现代经济体系，守护生态屏障，建设美丽中国，同时也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我们要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对于实现共同富裕非常重要。因此，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意义重大。当然，我们看了很多的趋势和案例后，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过程艰难，任重道远。这也是当我们看到榕江村超这个案例之后感到兴奋的原因。因为像榕江这么偏僻落后的地方都能够振兴，如果其他地方也做对事情，是不是也能够振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挖掘的案例。

　　任何一个乡村，如果要发展起来、实现振兴，不可能凭空而来，一定要立足当地的条件。当地的条件就是乡村具有的功能、拥有的特色资源。

　　首先，榕江有山水风光，贵州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好山好水，同时也是天然氧吧。榕江是国家生态功能区，也是贵州排名第三的高森林覆盖率的县城。榕江还有特色美食，瓜果遍地，有非常优质的西瓜，还有原生态锡利贡米和很多特色小吃。

　　榕江是贵州省民族特色文化之都，少数民族占人口八成以上，民族文化多姿多彩。它号称是百节之乡，有西瓜节、鼓藏节等各种各样的节日，榕江人几乎每天都在过节，所以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同时，榕江还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它是红色革命老区，是当年红军第一个解放的贵州县城。

　　榕江还有体育传统，1950年代之后开始发展足球运动。早在八十年代就尝试足球联赛，现在榕江县足协注册的球队有35支，注册球员有1200多人。所以榕江虽然偏远，比较贫穷，但它也是一个大宝藏。过去这些宝藏养在深闺无人知，在大山深处很少有人去、很少有人能看到它的美。因此榕江怎么立足当地的条件，把资源用起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贵州省的基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目前，榕江通了1条高铁、5条高速公路，交通条件大大改善。近几年榕江县委县政府下定决心一定要寻求一条跨越式的发展道路，榕江县的主官立下军令状，榕江一定要出圈，限期完不成主动辞职。积极谋划新的发展思路，利用新媒体把榕江的宝藏开发利用起来。引入新的发展理念，2021年，榕江县提出，要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把数据变成新农资、把直播变成新农活。大力培育新媒体团队，在社会各界帮助下培育了2200多个直播团队、直播帐号1.2万个。这些都构成了新媒体助推榕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这些谋划之下，榕江开始进行跨越式发展的尝试。这个尝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历了多次试错。在村超爆火之前，有5次不太成功的尝试。这些尝试的核心思路是如何把榕江各种各样的特色资源和要素融合创新，提供对市场有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这个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由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尝试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

　　第一次是把“侗年”和“斗牛”结合起来，吸引了好几万观众，引起一时轰动，但斗牛这个项目较血腥不太适合传播，所以后来就没有进行下去。第二次是把斗牛场改造成一个大的体育场，尝试了大山里面的CBA，这也是比较早尝试“村BA”的做法。但当时碰到了疫情，没有推广开来。第三次是把苗寨鼓藏节结合非遗蜡染等特色吸引游客，但当地基础设施配套没有跟上，不能大量承载流量。而且鼓藏节13年一次，无法每年举办。第四次是把侗族的萨玛节和马拉松结合，举办了萨玛节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半程马拉松。这次活动吸引了2000多家企业赞助、3000多个选手来参赛，但马拉松不可能天天跑，没有可持续性，项目不能持续带动经济的发展。第五次是再一次尝试大山里的CBA，把大山里的CBA改名叫“触地即燃篮球赛”，这个篮球赛有一定的起色，但由于贵州台江的“村BA”已经走红，为了避免同质化竞争，他们就主动放弃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村超爆火之前，榕江经历了很多尝试。我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很感慨，榕江的探索真的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是我们的清华精神。这幕后策划就是一位清华校友，他是法学系毕业的硕士叫徐勃，也是目前榕江县长。当然村超后来出圈了，我们这位校友不用辞职，可以继续做县长了。第六次的尝试终于成功，真的是苦心人天不负，这个故事非常励志。

　　第一，融合创新。对当地资源、要素的融合创新，能提供社会上需要的、很不一样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市场价值就有人来消费，所以可以看到，村超成功地把它的优良生态环境、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全民足球氛围，加之新媒体运营，非常完美地结合，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体验。原来足球可以这么“村”，这种村气、村味是我们之前很难想象的。很多人千里迢迢到了榕江，即使看不到村超比赛，只是坐在场边、场外静静感受足球赛的热闹氛围都觉得很值，这是全民足球的魅力，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所以融合创新是关键。

　　第二，全民参与。榕江的做法并不是政府扮演主角，也不是政府大包大揽，主要是依靠人民，主要是为了人民，让全民来参与。最近网上有个很火的帖子叫“村超背后有高人”，这个高人就是广大的人民群众。

　　在榕江可以看到上至94岁的老奶奶——这是村超年龄最大的股东、赞助商，她拿出50元给球员买水喝；小到6岁的小教练，这位小朋友白天在学校认真学习，晚上到足球场教别人踢球。上到94岁老太太小到6岁的小教练，全民参与，这是村超成功的关键。徐勃县长有一个非常好的概括，“发展靠群众，群众靠发动，发动靠活动，活动靠带动”。实际上，村超坚持姓“村”，注重激发老百姓的参与热情，让老百姓共同参与、共同创建、共同受益。

　　第三，共创共享。政府、企业和社会都充分发挥了各自的强项，在村超的运行过程中都有效发挥了作用。首先是政府有作为，榕江县委县政府非常有谋略，为村超谋划了三步曲。同时，他们实施了榕江县域聚才计划，大力引进各方面人才，目前已经引进235位社会各界的乡村振兴顾问，217位名誉村长。同时，榕江县政府也非常重视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的营商环境，营造政通人和的氛围。

　　其次是企业有动力。由于巨大的流量使榕江经济获得很多发展机会，很多企业都在围绕村超的IP创办各种各样的文创产品。如果你们去榕江看村超，已经能够吃上村超牌米粉，未来很快能喝上村超牌可乐，这些企业赚到钱后也主动回馈村超。村超很多比赛都会放烟花，这些烟花没有一场是政府来花钱，都是由当地的小商小贩、酒店、饭店老板，还有烟花企业自发资助或者赞助来燃放的，就是为了用他们的行动来为村超助一把力、添一把火，所以这是企业真的有动力。

　　再次是社会有活力。社会有活力体现在全民参与，徐勃县长总结说，“‘村超’是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首先是人民主体，就是参与这些赛事的所有球队，包括他们比赛的流程、规则、组织，全部自发。人民主创，所有啦啦队表演都是村民自发编制，充分发挥当地少数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性。人民主推，上万名村民们自发拍摄村超的各种燃点、热点，拍摄榕江发生的好人好事，传递榕江的真善美。全民主接，大量游客涌入榕江，榕江人民自发地把自家不用的房子腾出来免费让游客住，制作很多美味食物免费给游客送去，同时自发组织车队免费接送游客。当比赛非常精彩时，他们会设置宠粉区让这些游客到现场看，而自己在家看直播。这些就体现了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推、人民主接，真的是全民参与。我想正是由于充分共创、充分共享，让榕江借助新媒体的东风，找到了一条把足球比赛转化为乡村振兴驱动力的新路子。

　　村超的火爆给榕江的经济、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村超的出圈有力地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这些故事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乡村振兴背后确实有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们的多元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市场、社会）怎样通过创新融合盘活当地资源要素、创造出有吸引力的商品价值、服务体验，并链接到大市场里面、产生市场价值。因此，村超做对的这三点，就是推动全民参与，经由共创共享，实现融合创新，进而实现乡村振兴。

　　我说了这么多，最重要的是传递一个观念，村超的成功本质上是有效公共治理的成功，有效的公共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这么说比较抽象，什么是公共治理？如何来理解成功的公共治理？我想把话题再绕得远一点，分享一下我们课题组在过去十几年间做的研究，看一看如何能够实现有效的公共治理，让多元主体能创新融合多元要素来实现乡村振兴。

　　中国的农村始终面临三大主题，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第一大主题是要满足基本生存，我们国家花了几十年时间解决吃饱饭的问题。近两年我国粮食不断增产创造新高，总产量已经接近7亿吨。但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的粮食产量只有1.1亿吨，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4年粮食总产量才突破了4亿吨，算是基本解决吃饱饭的问题。

　　吃饱饭之后就要谋求农村的经济发展。八十年代之后，农村处处办工业，乡镇企业红火一时。到了九十年代，由于市场化的深化，工业企业都跑到了城市、工业园，农村的乡镇企业衰落。所以九十年代中后期，农民大量进城打工，农村的人口加速流失，农村的经济变得日益艰难。

　　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原党委书记李昌平在2000年斗胆给国务院总理写了一封信，两年之后他用这个信的内容出了一本书，叫《我向总理说实话》，核心说的是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实际上它反映了新世纪前后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的深刻困境。当时农村发展停滞不前，城乡差距拉大，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且粮食产量出现滑坡。

　　所以从2004年开始，中央又开始重新发布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直到今年连续发了20个。2003年之后，中国农村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改观，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农民收入快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在2009年之后不断缩小，粮食连续20年丰产，近年来还在屡创新高。

　　农村经济发展的危机解决了，但是中国农村又面临着第三个主题——有效治理问题。这个问题在过去很多人没有关注到，为什么我们课题组会关注这样个问题呢？2015年年初时，我在水木社区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帖子，有一位大学生晒了他的返乡见闻。他回到家乡之后非常吃惊地发现，农村里面房子越盖越高，但村里环境变得更糟糕了，水很脏、垃圾遍地，但是老百姓对这个现象好像视若无睹。

　　这个帖子引发了我的思考，因为我小时候也在农村生活过，当时农村虽然很穷，但是生态环境很好，绿树成荫，到处是池塘，民风纯朴，村容整洁。但是现在农村变富裕了，住房也变好了，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这是挺奇怪的现象。

　　我们课题组对这个问题研究后提出，中国的农村出现了“发展悖论”。什么是“发展悖论”？就是经济变好了，粮食每年都丰产，农民收入也在不断增长，基础设施越来越好、楼房越盖越高，但是农村公共服务短缺，农村的村容环境脏乱差，农村水利等公共设施普遍废驰，生态环境恶化，我们到农村的感受变差了。这种反差实际上是一种悖论，本质上它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

　　2016年，我们课题组在《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发表了一篇论文叫《中国公共事物治理的危机与响应》，指出中国农村出现了治理危机，必须要想方设法响应它。我们从学术的角度认为公共事物治理危机的核心是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集体行动是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词语，它是一个西方的舶来品，从学术上来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按照个体理性去做事情，但是形成的结果确实集体非理性，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这种背离被称为“集体行动困境”。如果是私人物品，可以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利用市场机制配置的特点是每个人的个体理性和社会所希望的结果相匹配。这里面没有集体行动困境，它完全自洽，所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定律，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后却成就了整个社会的繁荣。

　　但是这只是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对于非私人物品，所有带有公共性的物品，个体理性的加总与集体理性通常都会出现背离。这个背离有不同的表述，如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外部性、集体行动逻辑等。我在美国的访学导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一生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研究了50多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她2009年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我跟随她访学，进一步深入地理解了集体行动理论的重要性。集体行动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促成有效的合作，实现成功的集体行动，就能够解决各种各样的公共治理问题。因此，有效的集体行动是有效的公共治理的核心。

　　我今天要介绍的研究基于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做的调查。清华农研院从2012年开始，每年暑期都在农村开展百村调查。十几年来，一共调查了中国2200多个村庄，调研访谈了45000多个农户，形成了一个大型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有一方面的内容是关于农田水利的，也就是灌溉系统的研究。为什么我们会聚焦灌溉系统呢？因为灌溉系统在公共治理研究中非常重要。在奥斯特罗姆5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灌溉治理、水治理。奥斯特罗姆常说，“灌溉系统之于制度分析学者就像果蝇之于生物学家一样”。生物学家利用果蝇来揭示遗传基因的奥秘，果蝇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实验对象，基于它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演到整个生命科学。灌溉系统也是这样，我们可以基于灌溉系统的研究透视人类的合作行为。

　　利用清华农研院的数据库，早在十年前我们就吃惊地发现，中国农民灌溉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个变化之前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的农民长期利用明渠灌溉浇地，这个传统维持了两千多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收集的数据表明，中国的农民现在越来越不靠明渠灌溉，主要转向抽水灌溉和打井灌溉。抽水灌溉和打井灌溉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明渠灌溉的比例。例如，湖北省是中国的千湖之省、灌溉大省，但是出现了严重的渠道废除的现象。

　　中国的农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行为变化？经过很多研究，我们逐渐明白，有很多因素让农民越来越不合作，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这些因素大概分成三组，至少有十个。

　　首先自然条件、水土资源的恶化，是农民不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自然因素，通常自然条件差，比如人均资源禀赋很小，则不利于人与人的合作。如果资源恶化，不确定性变高，也会让人们更加不愿意合作。中国的水土资源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恶化，降低了农民合作的可能性。

　　第二组因素是经济社会特征，比如劳动力大量外流、村庄的老年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等。村庄里的老百姓越来越不靠农业，现在只有1/3的收入是通过农业经营获取，所以农民不太在意类似灌溉这样的公共事物。农村的贫富差距拉大，对农民的行为形成了深刻影响。例如，湖北的渠道灌溉需要上下游之间相互商量，下游需要请上游配合才能用到灌溉的水资源。但在湖北农村的很多地方，大家宁愿自己打井也不愿意找上游的农民商量，因为商量就可能被拒绝因而怄气，所以他们把打的这种井叫“怄气井”，这就反映了农村的经济社会变迁带来农民的不合作。

　　第三组因素是规则制度特征，农村很多治理趋势不利于农民合作。例如，在农村实施正式的惩罚比较困难。在我们调研的上千个村子中，农民普遍不交水费，且只有不到25%的村子对不交水费的行为实行了惩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农村自然资源产权改革，40年前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分田到户；后来南方的很多省份集体林权改革，分林到户、分山到户；再后来西北地区草原家庭承包制，分草到户。近年来我国开始水权试点改革，一些地方试图分水到户。自然资源细分化导致了产权的碎片化，更加不利于农民合作。

　　基于这些因素可以理解为什么农民越来越不合作，为什么越来越多农民转向自己打井、自己抽水来解决灌溉，而不选择和别的农民合作来解决灌溉，也就是集体灌溉衰落这个现象。

　　在这个方面我们做了进一步研究，其中之一是想理解劳动力外流这个重要变量如何影响灌溉集体行动。我们课题组2016年在国际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揭示劳动力外流对集体行动形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这是文献中第一次利用实证数据去证实劳动力外流对公共事物治理的影响。

　　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主要通过5个中介变量形成了影响，包括村庄的领导力、村庄归属感、资源的依赖程度，村民间的异质性和社会资本。如果我们不考虑中介变量，劳动力外流本身确实对集体行动产生了负面影响；但是如果把5个中介变量放进去之后，发现劳动力外流对灌溉集体行动的负向影响消失了。这就说明，劳动力外流本身并不必然导致集体行动的衰落。我们看到的劳动力外流影响了集体行动的表象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机制来实现的，比如降低了村庄的领导力、农民的归属感、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加大了农村的异质性，削减了农村的社会资本。这个研究还定量地揭示了到底哪些因素对于农村集体行动特别重要。

　　首先最重要的是领导力，其次是社会资本，再者是村庄的归属感，然后是资源的依赖性，这些因素对人们的合作行为产生最深刻的影响。所以这些研究让我们认识到，不能把农村问题的板子都打在劳动力外流上，而且反过来有一个重要含义，即我们有可能通过干预这些中介机制，在劳动力继续外流的情况下还让村庄实现有效的治理。

　　比如，反向供给村庄的领导力：脱贫攻坚期间，国家向农村派了300多万驻村工作队员，派驻了约50万，其实都是反向注入了领导力。

　　提高农民对于村庄的归属感：现在大力搞组织振兴，在农村搞党建组织、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就是为了增加农民之间的连接，这种连接多了就增加了农民对村庄的归属感。

　　大力发展农业产业：让农民从土地、农业上获得更多收入，增加对农业农村的依赖性。

　　正在农村做的这些事，都有助于在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情况下，增进人们的合作也就是集体行动，进而让农村不至于衰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有效治理来解决农村面临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努力，我们课题组还揭示了灌溉集体行动的有利影响因素。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农村近年来强化基层治理的举措和数字乡村的建设、农村市场化的深化等，都有助于增进农民的合作。

　　比如，农村从2013年以来的“三权分置”改革，带动了农村的土地流转，而土地流转对集体行动有非常正面的影响；农村市场化的深化，使社会化服务、土地托管在农业经营中广泛使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农民的合作；还有现在农村基层治理改革中推进“三治融合”，也增进了农民的合作。发现的这些有利因素越来越多，也让我们对农村治理的判断，变得越来越乐观。

　　因此，农村问题最重要的是看到整个系统，这是公共治理的视角。有效的公共治理，就是要想方设法抑制不利因素，增进有利因素，让有利因素对冲不利因素，这样农村才能治理得更好。

　　那么，多元主体如何通过共创共享实现融合创新？有效治理关键到底是什么？我们的研究揭示了，这里面有一类因素是背景性因素，比如数字化、市场化等时代赋予的有利条件，这些力量对于农村的集体行动是正向的带动。所以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一定要把这些背景性的有利条件用够用足。我这里提出五大动能，分别是组织引领、市场牵引、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数字赋能。如果能充分利用五个动能，就能够更方便地让多元主体通过共创共享，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创新，最终能够带动产业的发展，进而带动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这就是所谓的五大振兴。

　　五大振兴的基础是产业振兴。乡村的振兴首先是产业的振兴，产业是基础。产业的振兴大概有两类模式，第一类模式是农文旅融合的田园综合体模式，第二类是以特色农业为基础的一二三融合模式，这两类模式都是以“农”为切入口来做文章，把融合的文章做大做足。

　　第一类路径是农文旅融合的路径。我给大家举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江西赣南大余县的大龙村，也就是丫山案例。丫山是大龙村的一部分，2007年以前，大龙村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也是一个贫困村、空心村。2007年，当地的乡贤唐向阳返乡创业，开始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发展文旅产业，用了十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丫山景区，现在成为江西的文旅名片。丫山景区去年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创造数亿元收入，带动当地老百姓收入迅速增长。

　　这位企业家唐向阳经营有道，他的经营方式是“三变三金”，就是“村民变员工、员工变股东、股东变老板”，让村民可以“进村务工拿薪金，资源入股领股金，房地租赁收租金”。丫山景区平台让职工都众筹当老板，让每个员工享受多份收入。去年我到丫山调研，走访了很多丫山的员工，这些员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幸福感十足，这是一个企业家无中生有带来成功的乡村振兴典型案例。

　　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更加有名——陕西咸阳的袁家村。20年前，袁家村默默无闻，2007年，当时的普通公务员郭占武回到家乡，担任了村支书。他把关中地区的民俗资源、小吃资源都汇聚到袁家村，打造民俗旅游。这个思路经过几年的发展获得了很大的成效，他先后组建了9家合作社，这些合作社分别生产不同的小吃，如酸奶、辣子、豆腐脑等。合作社由村民和村集体共同持股，实行股份制，股份制滚动运营带来了非常大的村民集体经济收益。去年游客量达660万人次，营收额10亿，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5万元。把一个普通的关中村子打造成了一个明星村，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村支书能人带动实现乡村振兴的案例。

　　第二种是以农业特色产业为基础的一二三产融合模式，这种模式更具有普遍性。我们也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丁楼村，两年前曹县火爆出圈，网上流行几个段子，“宁要曹县一张床，不要上海一套房”、“宇宙的中心曹县”。曹县当年是菏泽下面比较偏远、穷困的县城。2009年返乡的农民工任庆生夫妇回乡创办了第一家淘宝店，2010年接到了广东的单子，他们卖当地农民生产的演艺服装挣到600块钱，赚到第一桶金。村民看到这个甜头后纷纷加入，当地政府以此为契机，在基础设施、电商培训、税收、技能各个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支持当地老百姓抱团发展。这个地方很快成为了淘宝聚集村，300多户农民家家户户都开淘宝店，现在规模非常大，去年全村全年销售额达4.5亿元。农村有非常便宜的劳动力、土地、农产品等。过去和市场太远，要通过很多中间流通环节，现在则可以从农村、田地直接到城市、餐桌，实现无缝对接市场，所以电商带动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模式。

　　第二个例子是福建漳州市诏安县的西梧村，十年前这个村子是一个海边的普通小村，村子管理欠佳。农民到处乱占滩涂、经常打架上访，村子的面貌也是脏乱差。当地流行一句话叫“西梧村的路颠，西梧村的水咸，西梧村的环境人人嫌”，是一个处处惹人嫌的村子。十年前，当地村支书吴志雄下定决心要改变村子的面貌，把被侵占的滩涂集体资产收归村里，建造基础设施、打造新的农业项目。同时，借“万企兴万村”的契机，在2015年和一个生态科技公司结成对子，把过去大家都丢弃不用的牡蛎壳转变成土壤调理剂，一下带动当地100多个村民就业，实现了变废为宝。所以短短几年时间，西梧村的人均收入就增长了6倍，从过去一个脏乱差的村子变成福建全省十个乡村建设典型的示范村之一。

　　分析这四个案例之后就能更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利用时代发展的红利和动能来促进村庄的发展。四个案例从不同侧面生动反映了市场牵引、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数字赋能，而且都共同体现了组织引领，当地的政府、村组织、带头人在里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五大动能是推动乡村发展重要的积极因素。

　　所以有效治理是有规律的，关键是多元主体协同。仔细分析这些案例，还可以归纳让多元主体实现协同创新的“五大要件”。第一是领导力，不论是村干部、当地能人，还是返乡企业家，总之要有带头人，没有带头人事情是很难做起来的，领导力特别重要。这里面还要有共识凝聚，要有创新的理念，而且能够被大家所接受。还有特别关键的是要有内生动力，当地老百姓自觉自愿去做的，才是可持续的振兴。如何能够激发内生动力呢？最关键是要实现利益联结。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案例当中，都是通过创造性的方式让多元主体的利益联结在一起。当然，这些案例还体现乡村振兴都需要一个能力培育的过程，并不是有一个新的想法就能很快振兴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要振兴起来，短则三五年，长则八年十年，它有一个学习、试错、与时俱进，不断调适的过程。这五个要件是让多元主体真正实现共创共享的关键。

　　上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刚刚闭幕，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是：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经验，有力有效推进全面乡村振兴。今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特别提出来学习“千万工程”，最重要是学习它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所以我们不要简单来学浙江的具体做法，而是要学习“千万工程”的思想精髓。“千万工程”其实是一个公共治理的大工程，其中特别关键的经验，是把共创共享的五大要件做得非常充分，我们下面来简要看看浙江如何来做的。

　　首先是领导力。浙江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的体制优势，实现了从党中央到浙江省，再到基层党组织和村干部的多层次的领导力的供给。

　　第二在共识凝聚方面，实际上浙江在很多方面的理念比较超前、创新。比如20年前就提出要坚持农民主体、坚持一切按照农民的需求，还有2005年习总书记提出的“两山理论”，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第四是利益联结机制。浙江坚持共建共享的理念，让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各种村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第五是能力培育。浙江20年间不断升级“千万工程”，这是一个学习试错和不断调试的过程。

　　浙江目前是全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过去十几年间是全国唯一所有地级市都能够吸引人口净流入的省份，“千万工程”对乡村振兴的带动作用可想而知。所以浙江是一个范例，“千万工程”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

　　今天通过分析村超的经验、几个乡村振兴的案例和“千万工程”的实践发现，他们共同做对了几个事情，即有效利用五大动能，协同多元主体，通过共创共享，激活多元要素，实现五大振兴。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实现共创共享。村超之所以能够爆火，就是因为共创共享的五大要件它做到了最大化，“千万工程”搞了二十年取得这么大的成效，也是因为在共创共享方面做得非常充分。乡村振兴虽然很难但确实是有办法的，乡村振兴是有希望的。

　　但公共治理没有万能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极其多样，需要有多样性的制度安排去适应每一个地方特定的条件。所以公共治理本身也需要多样性的机制安排，而这种多样化的安排背后仍然有一些规律可循，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共创共享五大要件。因此，如果能够通过五大要件实现共创共享，就可以实现利用有效的公共治理实现乡村振兴。有效的公共治理，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各个地方的干部群众，我们的原乡人、归乡人、新乡人能够同舟共济，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共创共享建设美好家园。